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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的起源与发展
【字号       发布时间:2017-03-13 浏览次数:329次
 
     年鉴作为一种年度性、资料工具性的出版物,具有缩一年为一瞬,集万卷为一册的信息库作用,其信息是经过加工、提炼成为凝定的、强化了的信息。读者可以通过浩繁的资料,从对历史的横鉴纵比中对社会进行准确的了解与评估。中国的年鉴形式是从国外引进、借鉴而来的。
     年鉴与古代历书有密切关系。现存最早的一本古历书在大英博物馆收藏。书中注明的年代是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90年~前1223年在位)时代。这本书已经具有早期年鉴的一些特征。它除了记有年月日外,还用黑色和红色表示该日是主凶还是主吉,书中还注有多种宗教节日。我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公元前17世纪到前11世纪),也刻有天文、气象等自然现象以及它们与生产实践、出兵、祭日关系的文字,成为原始百科全书式的编年体记事载体。在世界另一个文明区中东两河流域,在那里发现的古巴比伦时代(公元前3世纪到前2世纪)的胶泥板上,记录了不少天文及其与社会生活有关的知识,与我国甲骨文大同小异。可以说,原始宗教文化与古代农业文明,以及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孕育了“年鉴”这种文献类型最初原始形式的产生。
     现代意义上的年鉴起源于欧洲。从16世纪开始,历书的内容开始由天文、占星术、宗教转向医学、气候以及各种丰富的知识,历书开始向年鉴过渡演变。随着欧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的长足进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产生了对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的迫切需求。特别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化,资本对国内国际信息的需求日益迫切,信息成为商品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作为信息载体的年鉴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并随着各门学科的发展、分化,种类越来越丰繁,分类越来越细密,功能越来越多样,远远超出天文、气候和一般的生产、生活知识的范畴,逐步成为记录许多专业学科的年度进展的资料性出版物,成为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从16世纪到19世纪,德、英、法、意等国出版了大量年鉴,形式越来越灵活多样。年鉴也随着欧洲移民飘过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来到美洲大陆,顽强地生存下来。它也象早期美洲开拓者一样,不断开拓年鉴表现内容的新流域。仅17-18世纪,美国就有近2000种年鉴出版。在19世纪后期,美国和英国分别出现了一些至今仍具有重要影响的综合性年鉴。例如:美国在1868年创刊的《世界年鉴》,现在是美国最畅销书之一,是图书馆和家庭必备图书,据说销售量仅次于《圣经》,仅到1990年,其累计销售量已达5400万册。英国在1869年创刊的《惠特克年鉴》至今仍是英国综合性年鉴的佼佼者。这些年鉴已成为欧美各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忠实记录者和颇为珍贵的资料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的年鉴处于平衡发展时期,一些主要年鉴继续出版,又新创刊了一批重要年鉴,如《美国百科年鉴》(美国,1923年创刊)、《不列颠百科年鉴》(英国,1938年创刊)、《欧罗巴年鉴》(英国,1926年创刊)、《朝日年鉴》(日本,1924年创刊)、《日本都市年鉴》(日本,1931年创刊)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德、日等国年鉴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是日本的年鉴,在这一时期尤为突出。日本是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传入年鉴,但引入后发展极其迅速。据统计,从1939年至1964年这25年间出版的年鉴就有2774种之多,人均拥有量已高于美国。日本还称得上是最善于利用年鉴的国家之一,不仅各县都有自己的年鉴,而且许多大工厂、企业也有自己的年鉴;不仅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各领域有年鉴,在各个行业也分门别类地编辑专门年鉴,如在食品工业方面,连调味品、红肠之类也出专门年鉴,还有家具、汽车、超级市场等年鉴,名目繁多。
     现在,不但许多国家编辑出版综合性和专业性年鉴,不少国际性的机构也出版各类年鉴。如联合国有《联合国年鉴》、《联合国司法年鉴》、《人权年鉴》、《国际教育年鉴》、《贸易年鉴》、《联合国统计年鉴》;世界卫生组织有《世界卫生统计年鉴》;世界粮农组织有《谷物统计年鉴》等。
     年鉴伴随着近代“西学东渐”从国外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后,西方思想开始大量传入中国,社会思想活跃,学术活动增多,各种学术团体和报刊纷纷出现,当时的知识分子仿效欧美研究社会的方法,调查社会,研究政经人文,促进了年鉴的问世。据现在所知史料,中国最早以年鉴为名出版的是清宣统元年(1909年)7月奉天(今沈阳)图书馆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这是一本翻译的年鉴,由奉天学务公所图书科科员谢荫昌从日本国统计局长伊东佑谷所编的《世界年鉴》中部分辑译而成。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世界年鉴》,这是最早由中国人自行编辑出版的年鉴。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年鉴出版数量逐年增多,内容涉及经济、统计、财政、金融、内政、外交、司法、劳动、教育、图书、文艺、电影、美术、卫生、交通等各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1909年至1949年间,我国出版的年鉴近200种,其中绝大多数为专业性年鉴,占总数的80%以上。但这一时期由于受政局变动、编纂经费短缺等诸多因素影响,年鉴的编纂出版很不正常,大多数只出版了一两期就夭折了。
     新中国建立后,从1949年10月到1978年12月,出版事业有了很大发展。30年间全国一共出版图书48万多种,但年鉴出版的品种却屈指可数。这一时期出版的年鉴有天津进步出版社的《开国年鉴》(1950年创刊)、大公报社的《人民手册》(1950年创刊),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世界知识年鉴》(1953年创刊),以及只出版了一、二期的《中国摄影年鉴》和《中国体育年鉴》。十年动乱期间,这5种年鉴全部停刊,仅有科学出版社于1973年翻译出版美国的《科学年鉴》1种,我国年鉴事业出现了长达15年的空白,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年鉴事业才迎来了灿烂的春天。
     中国出现“年鉴热”。年鉴是社会开放的产物。在保守、封闭的社会里,信息被保密、掩盖、封锁起来,处于窒息状态的。经济的公开化、社会政治民主化促进了年鉴事业的发展。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之时就指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198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百科年鉴》首先问世,年内相继出版的还有《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世界经济年鉴》、《自然杂志年鉴》,加上继续出版的《科学年鉴》,共有6种年鉴出版。1981年,新创刊《中国年鉴》等7种。1982年,《中国哲学年鉴》等13种年鉴又相继创刊。1983年,全国第一种地方综合年鉴《广州经济年鉴》(后更名为《广州年鉴》)问世。从1980年至2004年25年间,全国各类年鉴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据统计,目前全国各类年鉴数量达2000种左右,基本上主要的学科和业务部门都已有全国性专业年鉴问世,省级年鉴均全部出版,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有了年鉴,县、区年鉴更持续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年鉴的编纂出版覆盖全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信息库。毫无疑问,中国已跻身世界年鉴大国的行列。
     年鉴向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目前,年鉴的出版形式趋向多样化。除出版纸质书本外,全国不少年鉴出版了多媒体可检索光盘,并在互联网上设立年鉴专业网站(网页)。2004年,由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与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合作,初步建成中国最大规模的年鉴类资源数据库??中国年鉴资源全文数据库。该数据库初期计划收录全国最重要的400-500种核心年鉴,最终计划收录全国85%以上的年鉴,且每年及时补充新的年鉴数据,以数字图书馆的形式通过网络出版运营。
 

(摘自《广州档案》 作者:谭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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